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冲击了国家与社会秩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峻的防疫形势使得各国人员之间的流动逐渐停滞，学生海外学习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近期，“北大与世界”公众号将会陆续推出“疫情下的交换故事”系列文章，记录在这段特殊时期希望出国交换的同学们的心路历程以及收获成长，用文字来纪念这这段为坚守求学之路同疫情战斗的日子。

人物简介

王元博：2018级法语系研究生，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巴黎高师）交换。

疫情：身边和远方无数的人们

武汉疫情爆发时，王元博已经在巴黎高师交换了半年，距离项目结束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知家人和朋友们注意安全，减少出门的次数和时间。”王元博深知，对于正在欧洲留学的他来说，国内的家人和朋友面对的危险远比他要多得多。

“我每天都要看看沈阳市（我家）、北京市海淀区的疫情统计，还有朋友家所在的几个城市……” 此时王元博又感到庆幸，在这样一个劫难面前自己是不在场的，像是躲过一劫。

但没过多久，国内疫情恶化，国际形势随之变得严峻起来，交换生们也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了。王元博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上完课回到住处，躺在床上看微博，看到疫情爆发后的那些视频，觉得内心慌乱和心疼，看到小区被封锁后居民的无助与无奈。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他给朋友打了一晚上的电话，一直在哭，他在阳台上为李文亮点亮了一根蜡烛：“我还记得挂掉电话之后，我的心情还是很久不能平静，我坐在椅子上，透过玻璃窗看见火苗的暗影在阳台上摇曳。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一点什么，觉得自己是那么无力又无用，然后就去床上躺下睡着了。”那是唯一的一次，第二天早上他被门房先生敲门叫醒，寝室的阳台上是不能彻夜点蜡烛的，会让巡房的人误以为起火了。巴黎的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去阳台上吹熄了蜡烛。

欧洲各国开始宣布封城之后，王元博身边有一些朋友迅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在短时间内离开了巴黎。“我在这样的时候总是很迟钝，并且如果我回国了，就约等于提前结束了交换。我还没有跟导师定好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没有扫描好参考书目，第二学期的作业也都还没有交，我想总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吧，期待着用不了多久，初夏一切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没有走。”

巴黎高师全面停课之后，同意暂时无法回家的学生继续居住在寝室里。王元博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是，学生会的同学在封城的前一晚特意来到蒙鲁日校区告诉留下的学生们，从第二天起一切服务包括清洁工都不会再来工作了，需要大家自己每日消毒、倾倒垃圾。留下来的学生们临时去附近的超市买好了消毒液、手套和巨型垃圾袋，准备从第二天起轮流打扫。“可第二天早上等我醒来的时候，出门看见垃圾桶已经倒干净了，并换上了新的垃圾袋，我还以为是同层的同学早起倒的，就在这时，那位一直工作的非裔的清洁工先生恰好推开门拿着消毒液走进来。我当时差点哭了，我说：‘您怎么来了，坐地铁也很危险啊，我们可以自己倒垃圾的。您不要冒这个风险。’他就笑了说：‘没什么，我不能扔下你们不管。’”越是在这样的劫难面前，就越能够看到很具体的人性的光芒在闪耀。也许无法忽然降临一位英雄逆转一切不幸，使世界即刻重回正轨，但正是身边和远方一个又一个善良的人，还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才让一切没有变得更为糟糕。

封城的卢浮宫广场空无一人

“我们每天晚上八点要去阳台上为医护人员鼓掌和欢呼。我每天都鼓得很用力，不仅为医护人员，还有超市的收银员、我们寝室楼的清洁工先生，为流浪汉和贫困人群送食物的社工，还有新闻上看到的那位在医院里把自己呼吸机摘下、把存活的机会留给陌生人的意大利神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虽然无法认识每一个，但是他们的存在给了我们最深层、最有力量的安全感。”

就这样，王元博选择了留在巴黎。但让他留下的，远不止这些。

起始：必经的过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出国留学意味着背井离乡、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境中长时间生活，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动力。但对于王元博来说，这是他人生规划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欧洲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极为喜爱欧美文学的他，从中学起就很希望未来有天能够前往欧洲高校攻读文学学位。

后来他来到北大，选择了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就读，他总是说，北大给了他实现理想最好的平台。从热爱文学到从事专业研究仅凭兴趣和激情是不够的，他所攻读的中世纪文学方向需要具备扎实的古语言知识、并研读大量的手抄本原件和历史文献。无论是师资还是参考书目，国内高校依然不能完全满足他求学的需要，相关领域仍存在大量空白。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求学经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一定会在巴黎度过，这一堪称欧洲文化中心的城市，不仅保留了最多的历史文化遗迹，更是汇聚了法国最顶尖的教学和科研资源，他所就读的巴黎高师不仅是孕育法国最顶尖的思想家、学者的摇篮，更是与索邦大学、新索邦大学和古文书学院等几所名校一起建立了联合培养中世纪文学硕士的项目。他希望能通过这一年的学习，初步掌握古法语和中古法语的基本规律，并对中世纪文学、历史、宗教等知识产生系统而全面的了解。

巴黎高师校园

学业：让-热内·瓦莱特先生——“可信托”

当王元博再次提起在巴黎的学习生活时，他最无法忘怀的是索邦大学的让-热内·瓦莱特（Jean-René Valette）教授。“这一年里我结识了很多老师，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但这种喜欢并非他对瓦莱特先生的第一印象。根据王元博的描述，他对瓦莱特先生的接受是一个“欲扬先抑”的过程，而这正出于自己之前的生活中一种长期的“矫情”。很久以来，他一直认为一个人出门最好不要携带太多的东西，并且这会成为一种视觉上的麻烦和累赘，“我以前总是想，如果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整洁，精心搭配好了衣服，怎么能背很重的包，或者提着很多东西在手上呢？”但遇见瓦莱特先生后，他开始为这个幼稚的想法感到羞愧。第一次在课堂上看到瓦莱特先生，他穿着西装，但身上背着五六只巨大的袋子和提包，整个人的状态仿佛像是被生活和学术压垮的样子，使得他看起来特别劳累，王元博说：“像是无法从容地应对生活一样。”一直以来他都很喜欢那种从容不迫，对自己在讲台上的言行举止充满自信并怡然自得的老师。

然而当瓦莱特先生在讲台前做课前准备并打开袋子时，他才明白，袋子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正是第一节课需要使用的讲义。瓦莱特先生给每一位到场的学生都准备了一份材料，材料上已经标注好一节课的思路和框架，每一个课程要点、每一段引文以及相关的参考书目全都事无巨细地列在清单上。“课后复习的时候就会发现，课上的每一段讲解都可以在讲义上找到痕迹、找到关键词，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迷失，找不到自己想找的内容，”王元博说，“尤其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法语并非母语，大量的专业词汇会减慢课上反应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熟悉。” 这时他才明白，他所以为的“被生活压垮的样子”其实源于瓦莱特先生对学生们课上时间的负责：“几节课之后我慢慢发现，他每次背来课上的讲义数总是大于学生的总数，并会带上之前的讲义，这样即便是中途来旁听的学生也会得到完整的材料。” 除此之外，瓦莱特先生能很快地记住每一位学生，每次课前遇到瓦莱特先生时，他总会热情地跟学长打招呼、握手，询问他最近在巴黎一切都好吗？最近在看什么书？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想无论是不是外国留学生，任何人面对前辈这样的关怀和善意都很难不感动吧？如果一天是从他的课开始，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王元博在很多细节上感受到了瓦莱特先生的心意，比如瓦尔特先生常常在课上引述某一段引文、提到某一位学者在哪本著作里提到什么内容，或者是一些拉丁文的表达。即便学习法语多年，王元博也不能立刻精准地拼写出这些专有名词并迅速记下，而瓦莱特先生的语速很快，很可能在自己反应并猜想的时间里，已经进行到下一段内容，所以他一直坚持在课上录音，以免遗漏重要的信息。而慢慢地，他注意到瓦莱特先生说完一个专有名词时，会轻轻环视一圈教室，然后会注意到学长脸上有些疑惑的表情，他就会立刻在白板上写下这个单词，并放慢语速，再次详细地讲解：“中世纪文学课上的亚洲学生非常少，很多时候差不多只有我自己，即便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多少能够根据母语猜想出一部分内容，但对我来说难度是最大的，我不好意思每次都打断老师询问，既显得很傻又担心耽搁太多时间，所以常常就这么过去了，想着回家之后听录音就好，但瓦莱特先生会注意到，只要他看到一张困惑的脸，他就会停下来把刚刚说的词写在白板上。”

让-热内·瓦莱特教授（右一）

又比如第一次在瓦莱特先生的办公室里私下交流时，他询问王元博的博士论文选题和计划，王元博发现，瓦莱特先生打开电脑，专门新建了一个文档，然后说：“元博，你慢慢说，同时我来记一下你的情况”，然后在认真听完王元博的情况和想法之后再十分严谨地给出建议。元博学长总是对朋友们说起他，同在课上的法国朋友会很了然地点点头，说：“他人很好。” 但王元博想到的，是法文中的形容词“可信托”，他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展现出的最可贵的品质，也是遇见了瓦莱特先生，让王元博明白，尽管有些人初见时便会觉得对方熠熠发光并为之吸引，但也要有耐心看到朴素的人缓缓散发出温柔而坚定的光芒。后者的品质往往闪烁得更为持久、更有力量。如今王元博也和瓦莱特先生一样站在了讲台上，站在了学生们的面前，他希望自己在巴黎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做学术的方法，更能够从不同风格的老师身上，看到该如何对待教学这份工作，这既包括如何准备课程，也包括如何给予学生恰到好处的关怀和帮助。而如今，在每节课前分发下去的详细、清晰、精心准备的讲义中、在课堂上环顾学生关切的眼神中、在课前课后与学生打招呼的微笑中，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瓦莱特先生：细致，热情和体贴。“我想把他工作的风格，尤其是我从中获益的那些教学习惯和对待学生的态度继承在我的身上。”

生活：独立是自由最重要的前提

独自一人的生活让他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在去巴黎前，王元博形容自己是一个“非常懒散、缺少基本生活技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总之处在一种漂浮着的、总想要不劳而获的状态里。”在北大校园内学习的前几年，疫情尚未到来，他住在一楼离寝室楼门很近的地方，每天外卖送来新鲜的果蔬、咖啡、桶装水、糕点，他几乎只需要走四五步到楼前取货就可以配齐所需的物品了。“我太依赖校园生活的便利了，其实没有自己经营过日常生活。”但去了巴黎之后，一切都变了，在巴黎上学的学生虽说住在宿舍楼，其实也同时住在城市里，不像中国高校那样可以在校园里完成各种生活必备的环节。基本的生活物品也需要自己每日采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走。王元博还记得第一天报道完搬到寝室去，打开门才发现屋子里没有台灯、枕头、被褥这些最基本的用品。“报道完一上午已经很累了，从五区的校区到蒙鲁日的校区也需要近半小时，本想休息一下，但不得不硬着头皮赶去更远的宜家买东西……”，王元博回忆最初的一个月常常是回到寝室躺下休息休息就昏睡过去了，非常疲惫。王元博尤其提到 “巴黎的地铁果真具有百年多的历史，基本上是没有升降梯的，搬运东西很费力，” 王元博说：“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会为自己对瓦莱特先生的第一印象感到羞耻了吧？”

索邦大学图书馆

“常常是，已经上完一天课非常疲累了，但回家的路上还要想到下车去买菜，如果周末要去一次亚洲超市，那基本上会耗费一整个下午。”每天繁重的学习和生活让他学会了谦卑，“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明白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一个人仅仅想要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就已经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了。”这样的体悟让他真正理解到了父母的辛苦，也让他明白不要轻易苛责他人。“我总是想，如果在完成每天的课业、操持最基本的家务之外，还要再抚育一个小孩，再去面对和吸收他/她的情绪，日复一日解决各种意外状况，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在巴黎还不需要自己赚钱，已经减掉了最大的一部分压力。”他觉得自己明白得有些晚了，真切地意识到生活本身已经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是成为成年人的开端，自由的唯一前提是独立，能对自己负责。做到这一点对每个个体来说都并不容易。尽管每个人都说能理解父母的付出，他却认为只有在自己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时，才能真正感同身受。“以前很多时候我都表现得太过任性，只考虑我自己的感受。” 回国以后的某一天晚上，他订了一束花送到家给妈妈，“什么也不为，早该送给妈妈的一束花，所亏欠的无法计数。” “我有时候觉得，在巴黎学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任性、感受到生活本身的重量、体会到为自己默默付出的人的珍贵和不易，这大概比任何学业上的进步都更重要。我甚至觉得正是端正了这一观念之后，我才明白我面对的所谓‘学术’也是一场漫长的、需要不断承重前行、保持谦卑和无尽耐心的旅程。一个人如果对生活的态度是华而不实的，那么他也不会沉浸下来做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我很高兴自己意识到这一切的时机不算太晚，也可能这是成长必经的一个阶段。”

结尾：巴黎在我

如果问巴黎一年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回北京之后是否常常怀念巴黎？王元博说自己虽然很早就听说过海明威那句著名的“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筵”，但始终没有过切身的感受。人们总是过于浪漫化地想象在巴黎的生活，好像巴黎是一种独特的香氛，只带给人美好的畅想和金色的记忆，但实际上，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带给他的感受、刻进他生命里的烙印都会在那之后的人生中持续陪伴着他：“所以是一席流动的盛筵的，不一定是巴黎，也未必一定是美好的经历。东京、纽约、奥斯陆，或者全然不知名的小镇都可以，在那些地方停留过，遇到的人和事，产生过的感情震荡和习惯都会成为自身的一部分。”王元博提起年少时读过史铁生的《想念地坛》，那篇文章的最后，史铁生写自己搬家之后已经很少再去地坛：“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克吕尼中世纪博物馆

留在巴黎是王元博认为正确的决定。好的坏的，他都经历了。如今，初到巴黎的新奇和日后不可预知的动荡都已成为过去，在巴黎得到过的滋养和灵感也将伴随着他一起走向一段又一段全新的旅程。